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吾闻之申包胥曰:“人定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”世之论天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天为茫茫。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审矣。
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,文武忠孝,天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,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;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,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!何其子孙之多贤也?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,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,略与王氏等;而忠恕仁厚,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盖未艾也。
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,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,吾以是铭之。铭曰:
“呜呼休哉!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;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,相时射利,皇恤厥德?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,其何能国?王城之东,晋公所庐;郁郁三槐,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!
译文
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,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?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?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:“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,天命胜于人为因素。”世上议论天道的人,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,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。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,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可以长寿,孔子、颜回却遭受困厄,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,起初被蓬蒿围困,遭牛羊践踏,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,经千年而不凋零,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。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,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,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。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,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,这是明白无疑的。
国家将要兴盛时,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,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,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,共享天下的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,显赫于后汉、后周之间,先后在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,文武忠孝,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,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,不为当世所容。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,说:“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(王旦),在真宗皇帝景德、祥符年间做了宰相,当时朝廷政治清明,天下太平,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。
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,第二天就去取,可能得到,也可能得不到了。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,以求上天的福报,在几十年之后,得到了必然的回报。如同手持契约,亲手交接一样。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。
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(王旦),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。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,出外带兵、入内侍从三十多年,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?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?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(王佑)与李栖筠(唐代贤相)相比,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、正直气节,确实不相上下。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,孙子李德裕,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,但忠恕仁厚,则不如魏公父子。由此可见,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!懿敏公的儿子王巩,跟我交游,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,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,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。铭曰:
“啊,多么美好啊!魏公的家业,跟槐树一起萌兴。辛劳的培植,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。他辅佐真宗、天下太平,回乡探家,槐荫笼庭。我辈小人,一天从早到晚,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,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?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,不种植就能收获。如果没有君子,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?京城的东面,是晋国公的住所,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,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,多么美好啊!”
注释
(1)汉、周之际:指五代的后汉、后周。
(2)魏国文正公:指王旦,封魏国公,谥文正。
(3)左契: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,左契凭以索偿。
(4)李吉甫、李德裕:均唐代贤相。
(5)休:美。
(6)皇:通“遑”,闲暇。
(7)有:通“又”。
赏析
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)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“三槐堂”提写的铭词。三槐堂,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,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。古代传说,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。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。
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,分五段进行。第一二两段,从天命的有常立论,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,提出“仁者必有后”的观点,为全文的理论基础。第三四五层,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,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,说明王佑仁爱厚施、积善成德,因此才子孙多贤,福祚绵绵不绝,从而论证了观点,突出了主旨。
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、因果报应思想,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。认为“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”,显然带有惩创人心、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。文章叙议兼行,挥洒如意。文字简洁,自然流畅。
读后感
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,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《三槐堂铭》,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,正是一门忠义,百世流芳,历经千百年之后,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。
王氏先祖王祐,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,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。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,都担任后唐的官职,一生忠厚勤勉,廉洁奉公。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,才气横溢,他的文章立意高远,文辞优美,被人们争相传诵。
步入仕途之后,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。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,军阀掌权、战乱纷起,朝代频繁更替,许多将帅背叛君主,拥兵自立。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,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,不要投降契丹,因此得罪了杜重威。遭到贬谪后,王祐仍然撰写文章,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。
宋朝建立后,王祐曾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等官职。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,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,致使政务腐败散乱。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,调查符彦卿的情况,看他是否图谋不轨。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,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。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,把事实禀告皇上,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,来担保符彦卿无罪。他直言上疏给皇上:「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,大多因为猜忌大臣,滥杀无辜,所以在位时间很短,希望陛下引以为戒。」符彦卿因此免罪,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。王祐在同僚有难时,不落井下石,而能仗义执言,舍己救人,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,必将荫蔽子孙。
王祐很有才干,而又品行端正,不攀附权贵。他文武忠孝的德行,被天下人赞叹,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。然而,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,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,想方设法排挤他,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。
晚年的时候,王祐将「治国、平天下」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,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,说:「我们家的后代子孙,一定有位列三公的,此树可以作为见证。」果然,他的预言成为现实,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,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,当时政治清明、天下太平,王旦被人称为「太平良相」。
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,都不负父望,德才兼备,学业有成。长子王懿,曾任江西袁州知府,政绩颇佳。三子王旭,也是著名的清官,先后在缑氏(今河南偃师县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等地为官,都有卓越的政绩,最后积劳成疾,病逝于任上。
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,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,勤奋好学,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,气宇非凡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,王旦考中进士之后,出任平江知县。他体察民情、关心民众,以道德教化百姓,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民安居乐业。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,赞赏王旦的善政,并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一般人认为,朝中有人好做官。历朝历代,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。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。后来,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,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,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,负责官员的考课。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,王旦为了避嫌,主动提出来辞职,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。王旦识大体、顾大局,甘于淡泊的度量,深受宋太宗的嘉许。
等到真宗的时候,王旦作了宰相,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,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。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,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。自从王旦当宰相后,就避嫌在家,不再任职。真宗知道后,就把王旦叫来,说:「以前的朝代,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,何况朝廷任人惟贤,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,使令弟怀才不用呢?」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,掌管司法,王旦一再推辞,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。
王旦有三个儿子,长子王雍、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。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,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,为了避嫌,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,直到王旦去世时,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。唯有三子王素,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,没受到避嫌的影响,仕途比较顺利。
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,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。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,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,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,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,王旦不置可否,结果苏耆落选。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,真宗想召来加官,王旦竭力推辞,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。
王旦身为宰相,以天下国家为己任,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,不举亲眷,不谋私利,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。正己才能正人,所以,王旦为相十八年,家中常常宾客满堂,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。王旦并非不爱才,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。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,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,绝不放过,一定会推荐给皇上。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,总是默默地这样做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后来史官修订《真宗实录》时,看到王旦的奏章,才知道许多大臣,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,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。
作为当朝宰相,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,王旦内修严谨,但又宽厚待人,对家人关怀爱护。王氏族人众多,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,个个友爱笃实,好学勤俭,使人们叹为观止。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,大家都欣然接受,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,更不作威作福,盛气凌人。
王旦一生的德行,可以说是「八德」具足,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。据传记记载,他清正廉洁,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,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。家里的衣服被褥,家具炊器,都朴实无华。不仅自己简朴,他也谆谆善诱,教导子弟。有一次,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,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,想购买一条。他拿着去请示王旦,王旦也不说什么,只是让他系在腰上,然后问他:「如今还好看吗?」王旭说:「系在自己腰上,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?」王旦淡淡地说:「自己负载着重物,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,不是太劳神了吗?」王旭恍然大悟,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。
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,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,王旦都以「这是先辈的旧居,不忍拆除」为理由,多次推辞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,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?他回答道:「儿孙当要自立自强,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,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。」王旦所重视的,不是钱财,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。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,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。王旦深信,「根深枝自茂,源远流自长」,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,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,以缅怀祖德,激励后人。
后来,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,王旦的孙子王巩,在翻修故居、建立「三槐堂」的时候,特意请苏轼撰写《三槐堂铭》,以此勉励王氏后人,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。
《易经》云:「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」在王旦的下一辈中,王家又出了王素、王质、王端三个进士,都是德才兼备,孙辈、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。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,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,《宋史》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。自宋以来,悠悠千百余年,虽然历尽人世沧桑,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,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,牢记先祖的教诲,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,艰苦奋斗;为官者廉洁自持,秉公正直。
追溯先祖的德范,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,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:「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」「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」三槐王氏家族,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、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,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。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,行孝行善,其福泽荫庇,方能长润后世。而「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」,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,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,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,切勿懈怠放肆,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!
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,根深叶茂,充满活力,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。透过它的枝干,把正直、坚强、忠厚、智慧传递;透过它的叶脉,将忠诚、仁义、宽容、善良撒播。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,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,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、文化的瑰宝,是文明的源头活水。我们惟有秉承祖志,矢志不移,才能面对任何挑战,生生不息,源远流长。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...〔► 苏轼的诗(156篇)〕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,非独内德茂也,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,而桀之放也以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娀,纣之杀也嬖妲己。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,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。故《易》基《乾》《坤》,《诗》始《关雎》,《书》美釐降,《春秋》讥不亲迎。夫妇之际,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,唯婚姻为兢兢。夫乐调而四时和,阴阳之变,万物之统也。可不慎与?人能弘道,无如命何。甚哉,妃匹之爱,君不能得之于臣,父不能得之于子,况卑不乎!即欢合矣,或不能成子姓;能成子姓矣,或不能要终:岂非命也哉?孔子罕称命,盖难言之也。非通幽明,恶能识乎性命哉?
青霞沈君,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,宰执深疾之。方力构其罪,赖明天子仁圣,特薄其谴,徙之塞上。当是时,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。已而,君纍然携妻子,出家塞上。会北敌数内犯,而帅府以下,束手闭垒,以恣敌之出没,不及飞一镞以相抗。甚且及敌之退,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。而父之哭其子,妻之哭其夫,兄之哭其弟者,往往而是,无所控吁。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,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,数呜咽欷歔;,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,以泄其怀,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。
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,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,又多所讥刺,稍稍传播,上下震恐。始出死力相煽构,而君之祸作矣。君既没,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,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,寻且坐罪罢去。又未几,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。而君之故人俞君,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,刻而传之。而其子襄,来请予序之首简。
茅子受读而题之曰:若君者,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?孔子删《诗》,自《小弁》之怨亲,《巷伯》之刺谗而下,其间忠臣、寡妇、幽人、怼士之什,并列之为“风”,疏之为“雅”,不可胜数。岂皆古之中声也哉?然孔子不遽遗之者,特悯其人,矜其志。犹曰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“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为戒”焉耳。予尝按次春秋以来,屈原之《骚》疑于怨,伍胥之谏疑于胁,贾谊之《疏》疑于激,叔夜之诗疑于愤,刘蕡之对疑于亢。然推孔子删《诗》之旨而裒次之,当亦未必无录之者。君既没,而海内之荐绅大夫,至今言及君,无不酸鼻而流涕。呜呼!集中所载《鸣剑》、《筹边》诸什,试令后之人读之,其足以寒贼臣之胆,而跃塞垣战士之马,而作之忾也,固矣!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,其能遗之也乎?予谨识之。
至于文词之工不工,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,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,予故不著。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。
古之传者有言: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,曰: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:“戏也。”周公曰: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,周公宜以时言于王,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,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,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,其得为圣乎?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,必从而成之邪?设有不幸,王以桐叶戏妇寺,亦将举而从之乎?凡王者之德,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,虽十易之不为病;要于其当,不可使易也,而况以其戏乎!若戏而必行之,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吾意周公辅成王,宜以道,从容优乐,要归之大中而已,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,驰骤之,使若牛马然,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,况号为君臣者邪!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,非周公所宜用,故不可信。
或曰:封唐叔,史佚成之。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,司马错欲伐蜀,张仪曰: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: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:“亲魏善楚,下兵三川,塞轘辕、缑氏之口,当屯留之道,魏绝南阳,楚临南郑,秦攻新城宜阳,以临二周之郊,诛周主之罪,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,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,此王业也。今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,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:‘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,天下之市朝也,而王不争焉,顾争于戎狄,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:“不然。臣闻之:‘欲富国者,务广其地;欲强兵者,务富其民;欲王者,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,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,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,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,得其财足以富民,缮兵不伤众,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,而天下不以为暴;利尽西海,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,劫天子,恶名也,而未必利也,又有不义之名。而攻天下之所不欲,危!臣请谒其故:周,天下之宗室也;韩,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,韩自知亡三川,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,以因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,以地与魏,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危,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
惠王曰: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,遂定蜀,蜀主更号为侯,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,秦益强富厚,轻诸侯。
十月,晋阴饴甥会秦伯,盟于王城。
秦伯曰:“晋国和乎?”对曰:“不和。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,不惮征缮以立圉也。曰:‘必报仇,宁事戎狄。’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,不惮征缮以待秦命。曰:‘必报德,有死无二。’以此不和。”秦伯曰:“国谓君何?”对曰:“小人戚,谓之不免;君子恕,以为必归。小人曰:‘我毒秦,秦岂归君?’君子曰:‘我知罪矣,秦必归君。贰而执之,服而舍之,德莫厚焉,刑莫威焉。服者怀德,贰者畏刑,此一役也,秦可以霸。纳而不定,废而不立,以德为怨,秦不其然。’”秦伯曰:“是吾心也。”
改馆晋侯,馈七牢焉。
车驾至临溜自劳军,群臣大会。帝谓弇曰:“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,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,此皆齐之西界,功足相方。而韩信袭击已降,将军独拔勍敌,其功乃难于信也。又田横烹郦生,及田横降,高帝诏卫尉,不听为仇。张步前亦杀伏隆,若步来归命,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。又事尤相类也。将军前在南阳,建此大策,常以为落落难合,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”
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奕,御史纠仪,鸿胪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,其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灵、博之山,有象祠焉。其下诸苗夷之居者,咸神而祠之。宣慰安君,因诸苗夷之请,新其祠屋,而请记于予。予曰:“毁之乎,其新之也?”曰:“新之。”“新之也,何居乎?”曰:“斯祠之肇也,盖莫知其原。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,自吾父、吾祖溯曾高而上,皆尊奉而禋祀焉,举而不敢废也。”予曰:“胡然乎?有鼻之祀,唐之人盖尝毁之。象之道,以为子则不孝,以为弟则傲。斥于唐,而犹存于今;坏于有鼻,而犹盛于兹土也,胡然乎?”
我知之矣:君子之爱若人也,推及于其屋之乌,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?然则祀者为舜,非为象也。意象之死,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?不然,古之骜桀者岂少哉?而象之祠独延于世,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,入人之深,而流泽之远且久也。
象之不仁,盖其始焉耳,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?《书》不云乎:“克谐以孝,烝烝乂,不格奸。” 瞽瞍亦允若,则已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弟,不可以为谐。进治于善,则不至于恶;不抵于奸,则必入于善。信乎,象盖已化于舜矣!《孟子》曰:“天子使吏治其国,象不得以有为也。”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,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。不然,周公之圣,而管、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,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,泽加于其民,既死而人怀之也。诸侯之卿,命于天子,盖《周官》之制,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?
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,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则唐人之毁之也,据象之始也;今之诸夷之奉之也,承象之终也。斯义也,吾将以表于世,使知人之不善,虽若象焉,犹可以改;而君子之修德,及其至也,虽若象之不仁,而犹可以化之也。”
数千里外,得长者时赐一书,以慰长想,即亦甚幸矣;何至更辱馈遗,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?书中情意甚殷,即长者之不忘老父,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。
至以“上下相孚,才德称位”语不才,则不才有深感焉。 夫才德不称,固自知之矣;至於不孚之病,则尤不才为甚。
且今之所谓孚者,何哉?日夕策马,候权者之门。门者故不入,则甘言媚词,作妇人状,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,而主人又不即出见;立厩中仆马之间,恶气袭衣袖,即饥寒毒热不可忍,不去也。抵暮,则前所受赠金者,出报客曰:“相公倦,谢客矣!客请明日来!”即明日, 又不敢不来。夜披衣坐,闻鸡鸣,即起盥栉,走马抵门;门者怒曰:“为谁?”则曰 :“昨日之客来。”则又怒曰:“何客之勤也?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?”客心耻之 ,强忍而与言曰:“亡奈何矣,姑容我入!”门者又得所赠金,则起而入之;又立向所立厩中。 幸主者出,南面召见,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:“进!”则再拜,故迟不起; 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,则固请。主者故固不受,则又固请,然後命吏纳之。 则又再拜,又故迟不起;起则五六揖始出。出揖门者曰:“官人幸顾我,他日来,幸 无阻我也!”门者答揖。大喜奔出,马上遇所交识,即扬鞭语曰:“适自相公家来, 相公厚我,厚我!”且虚言状。即所交识,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:“某也贤!某也贤!”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
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,长者谓仆能之乎?前所谓权门者,自岁时伏腊,一刺之外,即经年不往也。闲道经其门,则亦掩耳闭目,跃马疾走过之,若有所追逐者,斯则仆之褊衷,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,仆则愈益不顾也。每大言曰:“人生有命,吾惟有命,吾惟守分而已。”长者闻之,得无厌其为迂乎?
乡园多故,不能不动客子之愁。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,则又令我怆然有感。天之与先生者甚厚,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,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,幸宁心哉!
外平不书,此何以书?大其平乎己也。何大其平乎己?庄王围宋,军有七日之粮尔!尽此不胜,将去而归尔。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。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。司马子反曰:“子之国何如?”华元曰:“惫矣!”曰:“何如?”曰:“易子而食之,析骸而炊之。”司马子反曰:“嘻!甚矣,惫!虽然,吾闻之也,围者柑马而秣之,使肥者应客。是何子之情也?”华元曰:“吾闻之: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,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。吾见子之君子也,是以告情于子也。”司马子反曰:“诺,勉之矣!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!尽此不胜,将去而归尔。”揖而去之。
反于庄王。庄王曰:“何如?”司马子反曰:“惫矣!”曰:“何如?”曰:“易子而食之,析骸而炊之。”庄王曰:“嘻!甚矣,惫!虽然,吾今取此,然后而归尔。”司马子反曰:“不可。臣已告之矣,军有七日之粮尔。”庄王怒曰:“吾使子往视之,子曷为告之?”司马子反曰:“以区区之宋,犹有不欺人之臣,可以楚而无乎?是以告之也。”庄王曰:“诺,舍而止。虽然,吾犹取此,然后归尔。”司马子反曰:“然则君请处于此,臣请归尔。”庄王曰:“子去我而归,吾孰与处于此?吾亦从子而归尔。”引师而去之。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。此皆大 夫也。其称“人”何?贬。曷为贬?平者在下也。